宁夏将全面铺开18岁以上人群加强针接种工作 [2022-02-24]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依靠技术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可以学到外国先进技术，学习成本低于原始创新成本，所以技术水平提高很快。

二是要适度降低宏观税负，特别是通过降低流转税税率减轻居民的税收负担。从2011年到2020年，是我国实现三步走现代化进程第三阶段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10年，是体制机制改革深度攻坚的10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10年。

要赋予监管机构相对独立的地位，彻底分离监管职能与股权关系、宏观调控职能，提高监管机构专业化程度，建立监管信息公开制度，促进监管透明化，并吸收公众参与。为使民众更好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既要提高全民福利水平，又要吸取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社会福利程度一定要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避免福利国家出现的所谓社保病。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基本构建。2.全球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在认识到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严重问题后，世界各国纷纷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促使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年均空气质量标准达到二级以上城市比例提高到95%以上，形成青山、碧水、蓝天的优美生态环境。初步建成全世界最大规模，覆盖城、乡各区域、不同人群的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基本实现全覆盖，实现人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第三，就是税收体制的改变，未来是建立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

最后是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问题关键在长期 从2014年前两个季度的宏观经济指数来看，改革和调整结构是我们要稳步增长的一个关键。  建立公共服务考核机制 在改革的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型，如何能让地方政府从竞争主导型的政府变为服务主导型的政府?第一，中央地方关系要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第四，金融方面的改革，即以投资型金融还是消费型金融为中心。

服务性地方政府的考核也应当淡化GDP指标，从就业率如何、社保水平如何、公共资源建设如何、人民满意率如何等方面，建立一套评价体制。那么，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优势条件在哪里?一个方面在内需和消费。

有了一定的公共资源，人口就会向那里集聚、倾斜，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一定的产业形成。而国有资本在重化工业的投资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重生产建设、忽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阶段的变化，中产阶层在逐步成长，但中产阶层在整体规模上，与中国发展的进程不相适应，现在中产只有25%左右的比重。

而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随着现在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十年将是中产阶层快速发展的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于政府对财富和资源的支配，由此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上，政府所得占比过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从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第一要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建立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第二，用地政策方面要进行改革，至少要做到两类行业用地价格相当——用地价格过高使中小企业进入服务业的成本过高，将大大抑制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中小企业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尽管短期的经济压力一定会有。

目前，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创造中产阶层形成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这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我们现在总强调产业，但公共资源的配置更是一个基本条件。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共服务 。在人口城镇化过程当中，政府应当做什么?国家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45%，这个指标稍微低了一点，应该达到50%左右。

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但究竟是更看重中长期发展还是短期增速，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思路不转变，放任经济按照原有的方式高速发展或者过度降温，都会引发严重后果。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些领域，行政垄断比较严重，社会资本难以进入，所以，放开服务业市场，释放投资的空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这很重要，也很急迫。如果到2020年中产阶层发展的比重还达不到40%以上，那么我们所谓的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收入分配改革、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等目标，可能都面临着很重大且多方面的挑战。在中小城镇发展上，第一位的就是公共资源配置。

第二，干部考核，要考核公共服务有没有做好，要从GDP考核为主要标准转向以公共服务考核为主要标准。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于投资，具有亲资本倾向，由此导致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劳动报酬占比偏低，降低了居民消费能力

那么，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就是所谓过剩产能、落后产能，而整个过程就是在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不赞成轻易对碳税这类问题贴政治化意识形态标签。

综合起来，治理环境就是从企业到居民，使全中国的六千多万个市场主体、接近14亿的社会成员，一起内生地从经济利益出发，更加关心和施行节能降耗，更加注意低碳化发展。这个改革一旦启动，原来我国一吨煤只要2元多到3元多(只有焦煤是8元)的税负无关痛痒的情况，就会变成有关痛痒，调节效应将比较明显。

这方面的阻力，可能来自电力部门过度垄断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包括声称政府部门说起来振振有词的关系国计民生的电价行政管制权力。要有效地控制污染、减排降污，就应该充分注重法治化背景下的长效经济手段。这样一个从煤炭资源税改革切入的经济杠杆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它会覆盖整个产业链，调节各方利益，从而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促进节能降耗减排。我们一定要理性认识、凝聚共识、化解抵触、尊重经济规律，抓住宝贵时机，真正让改革取得应有的效果。

关键性的转变可带来的效应，是把这样一种利益压力与动力从上游向中游、下游传导。这种调节体系中的税制特别重要，中国迫切需要建立相关的税收调节机制并和其他必要手段配套。

其实际的作用机制也可寓于已有税种——可考察借鉴在改革中已推出的燃油税的先例。资源税改革方面，政府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事情：一个就是当资源税覆盖到煤炭和其他资源品时，要掌握好推行过程中的力度，使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在新的税负形成的影响压力之下，还可以继续发展，而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如果一轮做不到比价关系基本合理，可以多做几轮，最终把这个事情做到位。

特别是比价关系后面的价格形成机制，要更多地改由依靠市场决定，让市场真正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随之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除了费改税之外，是不是要考虑借鉴国际经验，开征欧洲碳税式的专门的环境税？中国有无可能作类似的选择？有反对人士在这方面甚至把碳税说成敌对势力打压中国的由头。

政府部门反复实施对企业选择性关停并转的行政手段，我认为起不了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它充其量只能面对有限的企业样本，而全中国市场主体现在已有六千万个以上，政府没有精力去一一决定哪个该关、哪个该停、怎么转、怎么并。资源税改革方面，政府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事情：一个就是当资源税覆盖到煤炭和其他资源品时，要掌握好推行过程中的力度，使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在新的税负形成的影响压力之下还可以继续发展，而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  治理环境就是从企业到居民，使全中国的六千多万个市场主体、接近14亿的社会成员，一起内生地从经济利益出发，更加关心和施行节能降耗，更加注意低碳化发展。环境税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表述的基本定位，是费改税，即把现在已经开设的环境收费改成税——当然这样会更有利于讲求规范性的全覆盖，也更有力度。

我们现在还需要观察，这一改革方案一旦公布出来之后，是不是够格，敢不敢真正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另外一个，就是当这样一个影响比价关系的税负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价格时，政府应该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托住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

也有人很强调用法律手段实行准入，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操作仍然还要归于公权代表者——拥有实际权力的官员——去一一地甄别哪个准入、哪个不准入，与前面提到的关停并转大同小异。另外一个是民众的悖反，人人都在指责雾霾，人人都说现在环境问题特别严重不改不行了，但是一说到环境税、资源税改革会使最终消费品受到影响——电价要升、水价要升，那么普遍的反应就是不接受、甚至要跳着脚骂。

接着需再强调一下，在环境税改革之外，中国现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资源税改革。如果普遍地用这种行政式直接操作去解决问题，就一定会发生走关系、扭曲、事与愿违的种种设租寻租和不公平。